在我國，提到發光學，就不能不提中國科學院院士徐敘瑢。

徐敘瑢倡導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研究室，作為主要創建人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激發態物理開放實驗室”和“鐵道部信息存儲、顯示與材料部級開放實驗室”;組建了我國發光學會，開創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專業，培養的人才大多成為我國發光學領域的中堅力量與學術帶頭人。

4月23日，是徐敘瑢100周歲生日。我國著名物理學家黃昆生前評價說：“徐敘瑢教授的名字是與我國發光學科的開創和發展分不開的。”

中途改行，投身國家科研空白

1945年，剛剛從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畢業的徐敘瑢，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任助教，并成為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教授的研究生。

在饒毓泰的指引下，徐敘瑢找到了自己喜愛的研究方向——光譜學，并展開了科研的“攻堅戰”。然而，不久后，剛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正從各方匯聚人才，組織上決定調他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物理所)從事固體發光科學研究。要放棄鐘愛的研究方向，中途改行，這讓他感到有點為難。

“20世紀50年代，國家安排我從事發光工作。當時這個工作是中國的空白，全國沒有任何人做這方面的工作。”徐敘瑢回憶說。考慮到固體發光在我國是一項空白，國家又迫切需要，他毅然服從了組織決定。

徐敘瑢的這次“轉身”，成為中國發光學走向國際舞臺的開端。

1951年，徐敘瑢被派往蘇聯科學院列別杰夫物理研究所深造，師從國際著名發光專家安東諾夫教授和康斯坦丁·諾娃教授。在蘇期間，徐敘瑢經歷的兩件事讓他畢生難忘。

打破諾獎得主論斷，贏得尊重

第一件事引起了轟動：他的實驗結果打破了國際著名固體物理學家、后來的諾貝爾獎得主莫特的論斷。

當時，莫特不止一次在《晶體中的電子過程》等專著中提出“導帶電子不可區分”的結論。但是，徐敘瑢對此存有疑惑。為了解惑，他不分晝夜地進行科學驗證，開展了大量實驗。

1955年，33歲的徐敘瑢用實驗數據證實，當用不同的方法使電子能量不一樣時，導帶電子在發光中的表現是不同的，從而證明了“導帶電子是可能區分的”。

徐敘瑢這一創造性發現描述了不同能量的導帶電子具有不同的行為特征，開創了過熱電子研究的先河，也澄清了蘇聯和英國權威學派在“發光衰減規律認識”爭論中各執一詞的偏頗。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之孫、光學家列夫·尼古拉·托爾斯泰對此不吝贊揚之詞：“徐的工作是一項非常漂亮的工作!”

誰料，徐敘瑢這項讓莫特有點“下不來臺”的工作，竟贏得了莫特對他的尊重。

徐敘瑢回憶說，1981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黑爾色姆請我到威爾士雷達及信號中心去參觀。我到火車上一看，非常驚訝，莫特已經在那兒等候多時了”。那次，莫特陪同徐敘瑢到威爾士，直到第二天聽完他的報告才離開。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觸動。”徐敘瑢后來回憶說，“這說明莫特的胸懷是寬闊的。真正的大科學家要看整個科學的發展，而不是只盯著自己的那點成就。”

“只有富足還不夠，必須有先進的文化”

在蘇聯經歷的第二件事，讓徐敘瑢對國家民族有了深刻的體會。

1953年的一天，徐敘瑢在街上遇到一位蘇聯軍官。那位軍官對他很熱情，稱他是“英雄的中國人民使者”，非要拉他去酒館里喝一杯。“我本來不會喝酒，但盛情難卻。”徐敘瑢說，這件事對他觸動很大，“只有國家強盛了，別人才會用另一種眼光高看你”。

這種觸動一直伴隨著徐敘瑢。1965年，徐敘瑢隨一個科學代表團去東歐訪問。有人問他：“你們在做什么材料?”他答：“在研究粉末電致發光。”對方酸不溜秋地說：“只有東方人的智慧才能做這么復雜的東西。”

“這句話其實是在諷刺我們。”徐敘瑢說，當時中國科技落后，常被人瞧不起。后來經過努力，我們利用粉末電致發光技術實現了大屏幕顯示的應用，后者在人民大會堂服役了近7年。

“國強民富，才有力量和世界各國去抗衡。”徐敘瑢說，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的日子變得比較富足。“但只有富足還不夠，必須有先進的文化——在科學、文化、體育等各方面要全面發展，才是真正的強大。”

徐敘瑢有著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懷。他曾說：“什么是愛國主義?我理解，我們每一個人盡最大的努力使得祖國變成一個有先進文化、又強大又富足的國家?，F在我們中國要向自主創新轉型，科學家盡量淡泊名利，為國家多做創新的工作;另外，我們的工作必須配合國家的需要并結合實際。這兩方面都要做，不能偏廢。”

奠定中國發光學基石

徐敘瑢如此說，也是如此做的。

1955年5月從蘇聯學成回國，徐敘瑢就投身中國發光學科的科研建設之中。

他先是與物理學家許少鴻、黃有莘在物理所組建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研究室，率先進行陰極射線發光、光致發光、場致發光的研究。

此后，他先后被調到中國科學院長春物理研究所(后合并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長春物理所)、天津理工學院(后更名為天津理工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單位。

在北京交通大學，他僅用3年時間，就建成了設備先進、實驗手段完備的“鐵道部信息存儲、顯示與材料部級開放實驗室”，成為學校的“211重點建設項目”。

徐敘瑢在哪里工作，發光學研究基地就建設在哪里。

他的研究也不落窠臼。1982年，徐敘瑢對上千例癌血清的特異熒光進行研究，從中獲得作為判據特征峰的定量標準。該項研究成果在國內獲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授予他“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

截至1988年，徐敘瑢在藍色場致發光研究方面發表論文70多篇。其提出的“分層優化方案”是國際首創，并被國際同行廣泛引用。

1994年國際場致發光學術討論會上，徐敘瑢在國際上首次提出了第三代場致發光模型。兩年后，他的“分層優化場致發光顯示器”獲得發明專利，并以此試制了雙色顯示屏，在許多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徐敘瑢的光學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多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使我國發光材料產品走向工業化生產，并大規模投放國際市場，在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讓中國發光學走向世界舞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徐敘瑢在發光學領域的一些成果已為國際同行所了解，國內外的發展水平也沒有代差。但20年后，徐敘瑢發現，“有些就已經看不懂了”“人家的方法、提出的問題、所用的設備都是新的。”他想：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1978年，徐敘瑢升任長春物理所所長，立即著手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培養人才。他派42人到不同的國家去，哪里水平高就送人去哪里學習。第二是更新設備。當時有很多人反對，但他堅持在所里成立一個能譜實驗室。第三是調整課題。他認為，原來的課題太陳舊了，要更改成新的課題。

這些舉措很快產生了效果，自1980年開始，一些新成果陸續產出。

1983年，徐敘瑢組織召開發光學會議。會上他提出，要想辦法召開國際學術會議。這個提議獲得了一致同意。

1984年，每三年一屆的國際發光會議在美國麥迪遜市召開。這是全球發光學領域最高水平的學術會議。為了把中國發光學推向國際舞臺，徐敘瑢在自己做過開顱手術不到100天的時候，就出國爭取這一國際會議的舉辦權了。功夫不負有心人。1987年，第8屆國際發光會議在北京舉辦。

“原來有人認為，‘這個會在中國開，不是開玩笑嗎?’但這個會開完以后，外國人開始以另外一種眼光看中國。”徐敘瑢回憶說，自那之后，中國已經辦了4次國際會議了。

不過，徐敘瑢認為，我們在發光學的理論研究方面仍有不足，希望中國人能在這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

科研主張：“路邊的野花不要采”

“在我印象中，徐先生一直是一位可敬、可愛的長者。”回憶起恩師徐敘瑢，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王永生對《中國科學報》說，“先生身上有一種精神，一直很有斗志。他和藹可親、治學嚴謹，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

王永生至今記得，徐老當年手抖得厲害還堅持給自己改英文論文。“查資料、找選題、寫論文，先生不嫌棄學生們什么水平，他手把手地教。”

王永生說，徐老常給他們講“小紅帽”的故事，告誡他們不要像“小紅帽”似的，在去外婆家的路上采花捕蝶耽誤了要事。“他常說，搞科研講求持之以恒，要堅持自己的方向，‘路邊的野花不要采’，要做深學問、做大學問。”

為了培養學生的創新求實精神，徐敘瑢要求他們分3個階段做科研：一是“批判”文獻，從中看到不足，找出應該發展的路子;二是“批判”導師，找出導師的不盡之處，從學習導師到分析導師;三是“批判”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探索科學真理的過程中達到爐火純青的高度。

“徐先生提出的三階段，正說明科學進步是一個不斷攀登、曲折迂回的過程。這對我在培養學生方面影響非常大。”王永生說。

徐敘瑢曾談到，創新工作不能被利益所驅動。“現在研究工作存在一些現象，‘不給錢，我就不干了’‘給錢，哪怕和我的專業不符，我也去干’。這怎么行?”徐敘瑢說，“研究工作要深入、系統，慢慢體會，這種途徑是比較重要的。另外，創新要有非常強的鍥而不舍的精神。這一點我很佩服鄧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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