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新鄉土

作者 | 呂德文

(資料圖片)

今年以來，由于國家的疫情管控已經放開，學術活動也多了起來。筆者在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天津等諸多高校集中的城市，都有學術活動。這些城市的幾乎所有高校，都還在采取封閉管理措施，每到一所高校訪問，都要預約。外面的客人可以預約進校，本地的市民卻無權出入。

這就造成了一個奇觀：大學已經不是市民的大學，不是城市的大學，而是少數人的大學。

就筆者的有限調查，很多高校的封閉管理已經成了“新常態”。高校管理者覺得封閉管理“好處”實在是太多，比如，市民再也進不了高校，體育館、廣場等辦學空間終于為高校專屬了；還有，自從封閉管理后，校園內的治安管理確實省事不少，偷雞摸狗的事少多了。

乃至于，很多老師和學生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屬地”意識，覺得高校是老師和學術“教學科研的地方”——言下之意是，高校不是菜市場。

有些學校為了解決一些具體問題，采取了有限開放的措施，比如對校友和學生家屬開放，進出高校儼然成了一種特權，一種身份象征。

因此，高校里的上上下下，實在是沒有重新開放校園的任何動力。一些以自由、包容為立校風格的高校，也在帶頭行社會隔離之事。有人感嘆，疫情過后北大的旁聽生這一特殊群體已經消失了。

其實，問題何止于此？現如今，最嚴峻的問題是，城市和大學已經隔離了。

過去一些年來，很多城市都在努力打通城市的微循環，努力將公共空間還給市民。以至于，很多政府辦公場所都拆了圍墻，很多高校也向市民開放。結果，借著疫情防控的需要，城市里的各個公共機構重新構筑圍墻，并通過現代門禁系統上強化了隔離力度。

可以這么認為，在絕大多數城市，現如今的社會隔離程度，已經遠大于過去任何一個時期。一些普通的公共機構，儼然有了“禁區”的特點。而一些小區，也有了更為充足的重新封閉的理由。

這些物理隔離，隔離不僅是空間，還是人心。

過去，知識分子對衙門作風很是批判；現如今，知識分子聚集之地卻在衙門化。關鍵是，很多人還樂在其中，要么在裝傻，要么在義正嚴辭地拿“教學科研的重地”說事。而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普通市民，卻因沒有話語權而忍氣吞聲。

筆者每次看到國內一些名校的大門聚集了眾多想入校園而不得，滿臉焦急的群眾，而旁邊還時不時有“黃牛”過來拉客的場景，就覺得很不是滋味。

這種情況，肯定不正常。

高校成了“禁地”，公共部門成了“重地”，這個城市還有何活力可言，社會還談什么平等？

筆者建議，高校還是要有點社會責任感。現如今，各個高校都在強調自己的社會服務功能。各個高校還是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吧。最實在也最可行的社會服務，不是為城市產業發展轉化多少成果，為城市治理提供多少智力支持，而是開放校園，讓大學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說不好聽一點，每個城市都為大學安全有效地運行投入了不少，大學沒有理由不支持宜居城市建設。

有些高校繼續封閉，客觀上也有一些制度原因，比如，疫情防控期間高度剛性的問責機制，確實使得一些單位不敢重新開放。所以，我們建議，教育主管部門和各地的疫情防控指揮部，把之前通告各小區開放的政策，抄送給各個高校，敦促各個高校開放，也是為其擔責松綁。

全國高校都可以去長沙的高校看看，別人是怎么和城市共生的。

這兩天筆者在湖南高校有一些學術活動，各個高校的開放程度讓人吃驚。有些高校不僅允許市民自由出入校園，將廣場、體育館等開放給市民，甚至連圖書館都完全開放，學生和市民都可以在在自習室學習。最讓人感慨的是，連省委黨校這么個有政治性的機構，也開放給了市民。

據了解，過去三年的疫情期間，除了在疫情極為緊張的少數時間采取了封閉管理措施，絕大多數時候都是開放的。這不能不讓人深感敬佩。

有些高校擔心自己的校園過于美麗而吸引過多的市民，從而影響了教學科研秩序，建議去岳麓山下的幾所高校去考察考察。岳麓山也夠漂亮的，山下的高校也很是重要，市民愿意去熏陶熏陶，不正是大學的功德么？

大學之大，不在大樓，在大師，也在開放。城市不設防，大學要開放，人心才自由，社會才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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